陈昭全教授几天前的“东西方跨文化交际”讲座，场面极其火爆，这也使大家对这位充满传奇经历的成功男士充满了好奇。带着这种好奇，我们在讲座之后，有幸采访了陈教授。
    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您的主讲题目是“跨东西文化交流”，而同一文化内不同地域的人进行交流，比如大学校园中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，他们之间是否有相同点呢？
    陈教授（以下简称“陈”）：有的。这两者很相似，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交流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的行为在你看来可能是怪异的或不可接受的，但如果把他放在他生活的文化里，和他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，那么怪异也不成怪异了。所以从跨文化角度出发，有助于在交流中看到彼此的不同，理解彼此的不同，进而尊重它。
    记：中国改革至今有许多传统的东西都消失了。今天您讲了很多有关“文化”的东西，那您是如何看待在文化交流中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这种现象呢？ 
    陈：确实有这种情况，尤其是在一种二元文化中，优势或强势文化往往会取代弱势文化。但是在多元文化中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，多种文化会融合，吸收彼此的优点，从而形成一种让各种文化都接受的新的东西。
    记：您的主讲方向是英语语言与文学，后来的研究却涉及到了多个方面，您是如何过渡的呢？
    陈：我一开始，也就是从73年开始学的英语，直到87年才开始接触管理方面的知识。学英语的时候，我曾考虑过与文学结合，后来还想过教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做书目检索的时候接触到了管理，而我的导师也推荐我去学管理，于是我就学了管理。
    记：您现在从事的工作似乎与您原先的专业没什么联系，英语在您看来，除了作为一种工具之外还有什么用呢？
    陈：是的，英语是一种工具，但在学英语的过程中，我的思维模式有了变化，更具创造性。同时，在学英语时，我广泛阅读许多领域的相关书籍。这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它为今后自身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    记：许多学语言的学生都希望将来到国外去学习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。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出去的人，您觉得他们有优势吗？
    陈：他们有他们的优势。学语言就包括两个环境，语言环境和跨文化环境。国内和国外比起来，现在并不是差很多。不像过去，现在学习英语有收音机、复读机、电子词典等工具，通过电影、杂志等也能接触到英语，这是语言环境。而现在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和他们的交流机会也越来越多，跨文化环境也逐渐形成，没必要一定要跑到国外去。实际上也有人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，仍不会讲英语，可见，环境并不是必备的条件。
    记：您的研究有很多涉及到了“管理”这方面，这也是当代大学生比较向往的一个就业领域，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？
    陈：好的。现在所讲的管理主要是软管理。企业有企业的文化战略，通过管理来提高企业的自主性。管理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。小型企业要想转化为中型企业或大型企业，家族企业转化为世界级企业，从人治转化为法治，管理是举足轻重的。
    记：您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，接受了许多西式思想，那么您更喜欢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？
    陈：没有说更喜欢哪一种。不过我习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但我的观念价值观都带有东方文化的烙印。正如你打的比方，我喜欢春节胜过圣诞节，这是一种习俗。我只能说东西方文化在我身上都有体现，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。
    记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
    采访结束了，陈教授渊博的学识，风趣的讲辞，更有他诚挚的爱国心，深深地感动着我们。一个人，无论他在国外生活了多少年，经历了多少种文化的冲击，他的心永远是属于祖国的。   



    陈昭全教授简介:
     现为美国新泽西若格斯大学（Rutgers University）商学院管理与全球商务系主任。1976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，主修英语语言与文学，随后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学者，在曼彻斯特和沃维克大学研修政府管理比较与经济学。199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专业的博士学位。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奖励与报酬、组织公正、领导艺术、关系网和文化。他的研究发表在主要国际管理学术期刊，如《管理研究院期刊》、《管理研究院评论》、《行政管理学季刊》、《应用心理学杂志》和《组织科学》。

    他先后在纽约布法罗大学（SUNY-Buffalo）、若格斯大学（Rutgers University）和纽约大学（New York University）执教，主讲组织行为、跨文化管理和谈判等课程。他还在一些中美公司（如Elli Lilly、AT&T、Verizon、ISP、COSCO和深圳管理培训中心）从事过咨询和培训业务。目前他正在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欧洲国际商学院、长江商学院从事企业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。他的高级管理培训经验包括激励、团队、冲突、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。